日本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2月15日坦言，从2月13日之后，日本国内出现多个“无法弄清明确感染途径”的病例，这使得日本政府对疫情的评估“已与此前的状况不同”。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境外传播之际，邻国的日本动向受到广泛瞩目。“湖北和武汉的新增确诊患者已有减少趋势。如今全球担忧的是日本。”世界卫生组织（WHO）高级顾问、日本传染病专家进藤奈邦子在2月14日出席一场紧急研讨会时如此说。
截至2月15日，日本国内共检出337名确诊感染者，其中日本境内发现的感染者有52例，在“钻石公主”号上发现的感染者达285例。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情况，已成为中国之外最显著的国家。
从北端的北海道到南端的冲绳，感染病毒的不仅有出租车司机、导游、大巴司机等和境外游客互动频繁的工作者，还传播到了医生、检疫官员和搬运罹病乘客下船的急救队员身上。此外，在日本国内近日的新增确诊病例中，感染途径不明者愈来愈多。
仍在被隔离于横滨港的游轮“钻石公主”上，3000多名乘客和船员中也不断出现新感染者。舆论压力和恐慌情绪的升高，还使得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得亲自出面反驳东京夏季奥运会会被取消或推迟的传言。
在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这次大考上，对“钻石公主”号的处理方针遭遇了最多质疑。
从2月5日起，日本政府罕见地对这艘美国船公司所有、船籍为英国的 “钻石公主”号下令实施海上隔离检疫14天命令。在1100多名船员之外，总计2666多名乘客中，8成人员在60岁以上的乘客群体，被迫留在停止打扫和更换寝局的房间里；没有窗户对外的内舱房间，还不得不继续使用空调。这也被认为是导致船上部分人员健康情况恶化，不断传出新感染病例的原因。
截至2月15日公布，在全船3700余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检出285名感染者。2月15日当日新确诊了67人，其中38人没有明显症状。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曾批评，日方所采取的行动“充满混乱，没有系统性”。《纽约时报》日前也引述专家的说法严厉批评称，日本提供了一次“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教科书反面示例”。
日本医疗管理研究所理事长、拥有医师身分的上昌广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称，日本政府的应对失策，主要发生在体系运作层面。作为主导应对“钻石公主”号行动的厚生劳动省，其主要官员根本没有医生经历。
作为政务官出任厚生劳动省大臣的加藤胜信，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是一名长期在财务系统工作的官僚。
而负责新型冠状病毒筛查检测的，是厚生劳动省的下属机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按照组织定位，该研究所的性质以科研为主，要同步筛查大量检体“从头来看就是不可能的”。
也因此，即便外界批评声不断，日本政府迄今为止仍未对全船的3700多人实施全员病毒筛查，只是依据每一波新发现感染者的密切接触对象，扩大筛查范围。
日本东北医药大学的教授贺来满夫对台湾《天下》杂志透露，按照横滨港周边几个医疗科研机构的检疫能力，每天只能对不到200个样本进行新冠带原筛查；即便将全日本83个地方卫生所的检疫能力全部算上，全日本每天也只能检验1500个样本。此外，除了“钻石公主”号的乘客，日本防疫当局还得处理先后四批从武汉以包机接回日本的在华日侨的检体样本。
对于“钻石公主”号上日益蔓延的集体感染态势，上昌广坦承，与有700余年游轮发展经验的地中海圈相比，对日本来说，游轮仍属相对新鲜的事物。2019年，全日本共接待游轮靠港带来的乘客215万名。横滨港则接待了188个班次的游轮靠港。
即使如此，上昌广说，日本对执行船上检疫仍缺乏经历。这已成为史上无前例的大规模船上检疫，“阻止乘客（下船）是毫无意义的。不公正地拘束外国人，降低了世界对日本的评价”。
自2月14日起，日本政府开始接受年龄在80岁以上、且具有慢性病史或居住在不带窗户房间内的老人提前下船，在岸上隔离；2月15日又宣布，将对70岁以上的所有乘客实施筛查。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在隔离和筛查措施开始之前，船上共有2666名乘客，11人在90岁以上、215在80─90岁之间，1008人在70─80岁之间、910在60─70岁之间，60岁以上老龄人员占了全船乘客8成以上。
美国驻日本使馆则在2月15日宣布，将派出两架包机赴横滨接走船上的380多名美籍乘客。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则正式表态称，数据显示留在船上的人员感染风险更高。
2月14日，一名曾参与游轮上感染乘客下船运送工作的急救队队员被宣布确诊。他在2月10日下午，曾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执行搬运“钻石公主”号船上确诊患者下船的送医工作，为期约40分钟。当晚，这名急救队员就开始发烧，次日退烧，2月14日发现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除了“钻石公主”号船上的疫情逐步扩散、未出现受遏制现象，日本其他地区的感染情况也渐次发展。
2月15日，日本和歌山县政府透露，在当地汤浅町济生会有田医院内，除了日前发现的一名50多岁男性外科医生确诊，他的一名医生同事和一名曾来该医院就诊的70多岁男性也已确诊感染。
2月15日下午，东京都政府新确诊了8名新感染病例。其中有7人，是2月13日确诊出租车司机的密切接触者。这名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日常往返于东京市区和羽田国际机场之间，同时也有消息称，他和日本首名境内死亡病例─2月13日在神奈川县病逝的一名80多岁老妇人具有亲戚关系。
日本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2月15日终于坦言，从2月13日之后，日本国内出现多个“无法弄清明确感染途径”的病例，这使得日本政府对疫情的评估“已与此前的状况不同”。此前，日本厚生劳动省一直宣称“国内尚无足够可判断新冠疫情正在流行的信息”。
从新冠疫情发生之始，日本政府的应对对策就显得相对保守，一边倒地强调“边境防守”对策。日本在野党则主张，政府的举措“陷于被动，落后一步”。不少舆论批评，日本的防疫对策来得“太少也太迟”。
日本防疫手段相较于其他国家显得保守的原因之一，是日本近年来高度重视观光业的现实，以及观光产业在“安倍经济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根据日本官方目标，日本致力于在2020年将境外访日游客人数推高至4000万人次、到2030年再提高到6000万人次。其中，客均消费金额突出的中国旅客无疑是重要“客人”。在 1月23日武汉“封城”之日，安倍在春节祝词中仍然乐观地期待，“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人在春节之际以及通过奥运会、残奥会等契机访问日本”。此外，日本政府也正在全力准备预定在今年4月举行的中国领导人访日行程。
而日本官方最担心的事态则是，若各方将日本的感染情况和7月份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联想起来，恐造成有国家不派遣运动员前来参赛的局面。
此外，须重视人权和患者隐私的历史教训，也使日本政府对疫情和防疫措施的宣传力度减弱。历史上，日本曾对麻风病患者长期实施隔离政策，这给麻风病患者和家属造成了身心伤害。安倍在2019年曾亲自会面遭隔离的痲疯病患者的家属并向其道歉。日本《感染症法》的附则特意提到，日本有必要看重过去对传染病患者有过“歧视和偏见”。
直到近期，日本仍以“边境策略”着重检测从武汉回国的日侨、有武汉或湖北旅行史且有发烧等病症的可疑人员，以及与“钻石公主”号有关的人员，日本的入境禁令限制对象也仅包括有湖北、浙江两省旅行史的人员。
但日本专家纷纷指出，随着日本被迫进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新阶段，应该以承认“国内流行为前提”，转变相关政策。因为，如果“人传人”的感染现象在中国的疫情早期便已出现，那么仅寄望于限制湖北旅客入境日本来控制疫情，显然并不现实。自2月1日起，日本针对曾在中国湖北省停留过的所有外国人，以及所有持从湖北签发的中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2月13日，这一限令的范围又扩大到浙江省。
在此次疫情中接收新冠患者的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便指出，在中国未能阻止感染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扩大流行的可能性不小，故而建议日本“与其以遏制病毒本身为目标，不如致力于降低致命率，并维持医疗体制”的正常有效运行。其他专家建议，日本防疫当局应建立轻症患者可在一般医疗机构便能就诊的体制。
曾在SARS爆发时期领导WHO地区行动的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押谷仁2月12日在大学网站上刊登的撰文中警告：“不要仅仅因为偶然‘可见’的游轮疫情而迷失全局。相反地，游轮上的疫情明显暗示，像新加坡一样，新冠疫情在日本已出现连锁感染。”
他认为，在日本不太可能出爆发如武汉那样的大规模疫情；但在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出现某座城市成为“第二个武汉”的风险。
接下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能否适当处理国内的病毒流行？新冠肺炎的第二轮阻击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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